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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不是生活所迫，没有人愿意出海。阿环今年29岁，来自贵州凯里的一个偏远山村。他14岁就离开了家乡，和同村的发小到不同城市打工，辗转北京、广东、浙江等地。19岁前，他大多在电子厂工作，每月工资四五千元，从没想象过海上的工作是什么样。

现在，阿兴的工作是在近海帮公司看管渔船和招工。每次有人想当船员，阿兴都会先提醒对方，船上的环境不像在厂里，不喜欢了，你可以随便换厂。上了船，你只能在那一条船上。他知道，每个人都爱陆地。

打卫星电话得选在天气好、稳定的海域。大年三十那天，渔船特地找了一个信号好的海域，扎下锚来，船员们算好国内的时间，再和家人打电话。

相较于船上人与人的冲突，更令阿环恐惧的也是极端天气。他记得2015年5月底，渔船从大西洋回到太平洋，在出峡谷的时候遇到了台风。台风凶猛，那次的风力达到了13-14级，小船顶着狂风暴雨在海浪里缓缓前行。

阿兴的船上，年纪最大的船员56岁，最小的19岁。船长60岁左右，出海捕鱼已经三四十年。阿兴觉得自己很走运，船长性格不错，从不打骂船员。有时船员工作强度大、太累的时候，船长还会主动关心他们。哪怕只有简单一句话，阿兴也很知足。

工作虽然辛苦，但阿兴想着能挣更多钱，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。远洋船员的收入按年薪计算，对阿兴和大多数船员来说，保底工资加上钓鱼的提成比在陆地上打工要高。

背着相机重新回到岸上时，李颀拯体会到从未有过的踏实感。那次出海，李颀拯原计划跟船半年，待中途停靠到国外的海岛，再联系船只回国。但60天后，他提前返程了。

更早的2011年，李颀拯以海员身份登上一艘远洋渔船——29号金枪鱼捕捞船。此前他在一所远洋学校经历了三个多月的培训、考试以及三次体检，拿到了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员证”。

办完海员证后，李颀拯曾打算买一份人身意外伤害险。他说，当时分析后才知道，远洋海员在保险条例中属于第六类职业。由于职业的高危性，保险公司不接受个人投保，只有远洋公司可以为整条船投保。

远洋渔船几乎是一个雄性的世界。阿兴和阿环、李颀拯的船上，人员组成是清一色的男人。在远洋船员招聘帖里，通常都有一条要求——不要女人。

他们认识时，庄军已经漂泊了20多年，李颀拯亲眼见过他勇搏大白鲨的样子。只是当船长走下远洋船时，拖着的是一条僵了的腿，还有抽搐的右脸。

2014年，他前往义乌劳务市场，希望能找一份工资高点的工作。他遇到一个招工中介，声称去远洋航行两年，能赚18万到19万。这样的薪水对于他来说很可观。虽然不清楚具体工作内容，阿环还是决定去试试。

船员们一边操纵机器捕鱼，一边手工钓鱼。阿环将鱼线捋顺，挂到船沿的滑轮上，然后抛入海里。一根鱼线大约有一百多米，上面挂着十几个鱼钩。鱿鱼纷纷咬钩，他收线拉鱼，然后再抛鱼线下海。每天，他重复这一动作，直到次日早上六点，太阳从海平面缓缓升起。

李颀拯记得，每天，船上都能收到岸上发来的气象传真。但海上的天气瞬息万变，渔船经常遭到小范围低气压风暴的突袭，有时局部最大风力达11级左右。

前三个月，阿兴最为煎熬。他心里不断有两个小人在打架：如果回家，该怎么回去？该如何跟船长开口？另一个声音说，出海打鱼，至少能多挣点钱。

在海上30天时，李颀拯已经完全适应了船上的生活，只是越来越想家人。而工作越来越繁重，船员们白天下饵，晚上起钩，两班轮流，24小时作业，每天的休息时间只有3到4个小时。

阿环上岸两年后，2018年，正在浙江金华打工的21岁贵州人阿兴，同样为了挣钱，顺利获得中介介绍来到浙江舟山，开始为期两年的远洋捕捞。

那片有鱿鱼的海域在南太平洋的秘鲁渔场，离岸几百公里，水深2000米到3000米左右。晚上，灯光先把鱿鱼引到几十米深的水中，再放线钓。钓鱿鱼的钩子是特制的，有一根夜光棒，看到光，鱿鱼的触须一下子就跑上来。

阿兴害怕台风。他在船上很难站稳，身体像喝醉一样摇摇晃晃。呼啸的海风夹杂着单调的马达轰鸣声，听起来格外恐怖。海浪一声声打在甲板、船身甚至船顶上，海水倾泻而下，扑向船员，冲进房间。

船上有15名船员。船长、大副、轮机长和甲板长曾经在国外的渔船上工作过，有十多年的远洋捕捞经验，其他船员多是捕捞金枪鱼的新手。这次他们要一起远赴东太平洋。

远洋船员害怕生病。船上配有医疗室，备有应对发烧感冒、外伤的药品。医生一般由二副兼任，做些分发药品的工作。患了小感冒，船员就知道自己该拿什么药吃。每隔半年，公司的运输船会给他们补一次物资，同时拉走他们钓获的鱿鱼。阿兴说，如果病得很严重，船长会通知公司，顺利获得服务船把病人送上岸救治。

每条船上真正彼此熟悉的，只有职务船员。部分坚持到最后的船员，上岸之后可能会成为一辈子的朋友。阿兴因为那次争吵记恨了二副一段时间。但如今再回想起来，他觉得并不是什么大事，内心早已平静。能在海上一起待两年，共患难，回来感情甚至比亲兄弟还要亲。如今，他还会跟当年一起出去的船员保持联系。

远洋渔船出事也与极端的天气和海况有关。阿兴回忆，有些船因为操作不当，被台风卷入。有些船的钢质桅杆被浪打断过，还有的船一面舷墙曾直接被巨浪掀掉。

天亮透后，船员们不约而同地停掉机器，船上密密麻麻堆满上百筐鱿鱼。工作还没结束。他们马不停蹄地将鱿鱼转移到冷库，加工成冷冻鱿鱼后，再送进仓库。这些鱿鱼会被运输船送到工厂，最终在城市的商超流通。

捕鱼季产量的高压有时候使船员间的竞争激化。一次夜里十二点，船员都停止捕鱼后，有一个船员还在用捕鱼机生产。其他人看到他产量在增加，心里不平衡，和他产生口角，几个人打了起来，拿着盛鱼的盘子打到他头上。这是阿环在船上唯一一次见血。

如果两个船员是兄弟，他们不能上一条船。“正常情况下，兄弟在一条船上可以互相照顾，但他们担心兄弟会拉帮结派。”此外，来自同一个地区的老乡也尽量不安排在一条船上，“容易结伙，船长或者大副不好管理”。

经中介介绍，阿环来到浙江舟山。签完两年的合约后，他花3200元办了海员证，钱从最终的工资里扣。阿环说，现在办理海员证的费用已经高达上万元，“有的公司还会扣住（海员证），他怕你跳槽”。等待半年后，20岁的阿环登上了远洋鱿鱼渔船。

上船后，晕船是第一道难关。李颀拯连吃了两颗晕船药，还是吐得一嘴药味，肚子空空却毫无食欲。他头疼欲裂，无法入睡。船长告诉新手船员们：毅力是克服晕船的唯一良药。临睡前，船长在他枕边放了个苹果。闻着清香，他感觉舒服很多。

第一次的远洋航期是两年。阿兴登上的渔船长77米，宽12米。公司几十条船组成的远洋船队起锚后，一起驶向广袤的大海。刚从码头出去的时候，渔船是崭新的、干净的。船上总共35人，其中20多人是新手船员。船上有定位和监控，公司能随时掌握渔船的动向和情况。

2013年4月的一天，庄军突然觉得右眼皮不断跳。距离船期结束还有4个月，这样的状况持续了一个多月。正当他慢慢淡忘时，一天早上醒来，他突然觉得右脸麻木了，脸部肌肉不受控制，口水莫名地流出来。

李颀拯进一步比喻，船上的机舱是心脏，由轮机长主管。甲板部的甲板长在船靠港时，负责装卸货物和船舶维护保养；出海作业时，带领船员捕捞，包括放网和收网，以及清理渔获。

跟阿兴同一批出海的人里，有一个19岁的船员，在海上干了两个月，因为太想家而情绪低落，无心干活。最后，公司只得让运输船把他带回岸上。

买足球平台哪个比较好2014年，阿环来到义乌劳务市场，顺利获得招工中介，找到这份声称一年能赚18万到19万的工作。他登上一艘远洋渔船，每天下午醒来后，看着太阳降到海平面以下，大海由湛蓝变成黑压压的一片，在鱿鱼产量旺季，他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。

他太想家，尤其想念女儿。出发之前，他刚陪女儿过完周岁生日。在海上随着波涛的起伏，他常常想象女儿摇摇晃晃刚学会走路的样子。

类似的冲突并不常见。生活更多是沉闷和压抑，阿环很少和室友研讨。他们要么抓紧时间休息，要么独自在床上沉默着抽烟。休息室里挤满了人，汗臭味和海产品的腥味混合在一起。

初次航行的阿兴坐在轮机舱里，好奇地模仿轮机长操纵船舵的样子，两眼望向海面。渔船离陆地越来越远。从舟山的码头到南太平洋，需要航行40天左右。前方的一切都是未知的，他不再回头。

后来阿兴才意识到，晕船只是小事，出海期间最大的挑战是没有网络，他失去与陆地的一切联系，心里不禁发慌。尤其是对奶奶和妹妹的思念，随着在海上的时间越久而越强烈。

阿环那艘船上一共有20多个船员，均为男性，年龄从20岁到50岁不等，阿环是最小的船员。船员们来自河南、湖南、贵州等地，还有一个来自印度尼西亚。在做钓手前，他们大多是农民工。

工作餐大多是一荤一素，素菜包括蒜苔、豆角、白菜、酸菜等。阿环的船上，根据餐标，二十几个成年男子一餐只能分食两三斤肉。平均下来，一人能分到一点肉末。阿环最想念家乡的腊肉。

渔船上的生活有时让李颀拯感觉像活在“原始的动物世界”中。船员会赤身裸体走来走去。一群船员一起干活的时候，旁边再放一台电视，24小时循环播放“小电影”。

船上是一个小社会，船员来自五湖四海，每个人性格不同。一起在海上漂泊，摩擦难免。这时，大副就会出面，他专门管理船员之间的纠纷矛盾。

刚出海时，阿兴也无法适应。耳朵里全是机器的轰鸣声和船体振动的响声，不分昼夜。除了船长和大副二副等几位有经验的老船员，所有新手船员都晕船倒下。

靠岸的前一天，阿兴兴奋得整晚睡不着觉，不断睁眼等着船开到那一刻。靠岸的时候，船长给每个人发一点现金，让他们买东西。公司的代理带他们上岸，并告诉他们哪里能去、哪里不能去。他们先办一张当地的电话卡，马上跟家人联系。

碰到恶劣天气，包括台风，渔船的颠簸和摇晃没有规律。人像一粒骰子，被装进罐子里上下左右摇晃。除了头昏脑胀，还会呕吐。有时一个浪打过来，海水就可能盖过驾驶台，整艘船忽然像一艘潜水艇。

两年航程结束时，阿兴一共拿到了12万多元的工资。收入比他预想中低了些。他原本想拿着这些钱回家做点小生意，但生意没做成。他只能出来打工，没找到合适的工作，2021年，他再次踏上远洋渔船，航期仍是两年。

新船员很少能坚持完一个航期。李颀拯所在船上的15个船员中，最后干满两年的只有5个人。在海上漂泊了一个月后，和船员们天天在一起，李颀拯能明显地感觉到，每个人都比上船之前更瘦更黑。在远洋渔船上工作，李颀拯说，标准是能活着就好。

船上职级分明。有船长、大副、二副、管事、报务员、水手长等。轮机部有轮机长、大管轮、二管轮等。他们属于职务船员，剩下的都是普通船员。

阿兴曾经因为钓鱼的事情，跟二副吵过架。二副说他钓鱼的方法不对，但他认为自己是对的。争吵起来后，大副听到了，赶紧把两人分开，单独和他们研讨，好言相劝，不断到两人和好为止。

离岸五个小时之后，手机失去信号。船上的人只能靠卫星电话和外界联络，但费用昂贵。阿兴回忆，渔船到达北太平洋时，打6秒钟的卫星电话需要90元人民币，而且是从嘟嘟声响起就开始计费。 

李颀拯说，如果把一艘远洋渔船比作一个人，船上的驾驶台就是大脑，由船长主管。船长对整艘船负责，主管船舶证书和船员证书，督促船舶安全管理体系的运行，遇复杂航区、大风浪、浓雾、狭水道、进出港时，在驾驶台指挥航行，弃船时最后一个离船。

在远洋捕捞渔船上，大部分空间用于捕鱼作业和储存渔获，船员们的日常生活区域狭小。阿兴的船上有10多个房间，是六人一间的上下铺。床长2米，宽1米。卧室的过道里刚好能容纳下并肩而站的两个人，衣物堆积之后，房间变得拥挤不堪。

在海上捕鱼七八个月后，阿兴的渔船在智利的港口靠了岸。但这不意味着他们能回家，只是在智利待上十天半个月后，接着去海上作业。

李颀拯每两三天和家人通话一次。每次，他心里先想好要讲的话，跟发电报一样，具体到说哪几个字，主要告诉家人他还活着。每次挂掉电话，一看通话时间，正好6秒。

有一次，他去其他宿舍聊天，一个喝醉酒的船员无端打了他。一怒之下，阿环回了一耳光，两人扭打起来。这件事发酵成小范围的抗议，主动打阿环的船员无法忍受工作的高压和低薪，闹着要回家。最后，船长用运输船送两三个船员离开了。

船长发现风暴会微调航向，尽量躲开，但如果在收线起鱼的过程中遇到风暴，就只能硬着头皮应战。3米高的大浪足以让人体会到什么叫“远洋搏命”。

航行一年时，阿环所在的渔船因为维修在秘鲁靠了港。他跟家里人联系，发现在这么长的时间里，他们没有收到钱。海上没有网络和信号，船员很难知道工资的到账情况。“有的老板有钱就给你打，没钱了，你（只有）问他（才）给你打。”在阿环的催促下，老板最终结清了工资。

45岁的庄军毕业于浙江舟山水产技术学校，上一个航次，他担任金枪鱼渔船的大副。从太平洋回来休息了不到四个月，他又登上29号远洋渔船，这次当上了船长。

头晕目眩通常会持续一个星期左右。晕船的四天里，阿兴每天吃不下饭，只能喝少量水，胃里翻江倒海。刺鼻的机油味加剧了不适，他想回家。但出了海，他没有其他选择。

上船时，阿兴身无分文。他只带了10瓶洗发水、10瓶沐浴露，以及薯片和烟。他最后悔的是没有带上辣椒酱，在船上吃任何东西都索然无味。后来渔船靠岸异国时，他索性购买了几十瓶国外的辣椒酱，但迥然不同于他习惯的家乡风味。

船长面瘫了，缘于长期抽烟喝酒、风吹日晒、睡眠质量差。这种病在船员中时常出现。靠岸时，庄军几近失明，后来右半边身体的行动受到影响。经过半年治疗，他恢复得不错。但他再也没上过远洋船。

有冲突在船上发生时，船员无法像在岸上那样寻求他人的帮助，只能先从内部解决，逐层上报。在难以调解的情况下，船长、大副这些职务船员，会把两人分开，然后打电话通知公司处理。如果矛盾实在无法调和，船员就分批坐运输船上岸。

阿环的房间有两个上下铺和几个小柜子，床铺的宽度不到80厘米，翻身都有些困难。可供走路的空间只有五六平方米，四个人要借位才能顺利上床。

一个船友告诉李颀拯，他上一个航期是在境外的渔船上，其间亲眼见证了一起命案：当时，一帮船员在甲板上干活，船上有专门杀鱼的刀具。船员都在忙碌着，有人在洒水，有人在杀鱼，有人在清理渔获。突然，杀鱼的船员举刀朝对面的同伴捅过去，白刀子进去，红刀子出来…… 

在海上几个月后，渔船四处是脏乱的黑色。阿兴的头发越来越长，他没空理会。他喜欢戴着鸭舌帽，把头发捆在帽子里。几个月后实在太长，就借船长的推子剃了个光头。

除了管理人员在上层操纵船只，剩下的船员都在下层宿舍躲避风雨。透过窗户，阿环看到浪在自己的头顶，大概有十几米高。船舱被海浪击打，管道发出轰隆隆的声音，“像是有榔头在砸一样”。

李颀拯说，钓上来的鱼要立刻分类清理，然后送进冷冻舱。在零下50多摄氏度的舱内工作，要防止冻伤，而且冰冻后的大鱼就像一块块大石头，一不小心就会砸伤手脚。

那是阿兴第一次出国，他对一切都感到新鲜和好奇。他听不懂异国的语言，身体也很疲惫，但他终于呼吸到陆地上的空气。当看到那些在大街上、人群中自由走来走去的海鸟时，他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感。这些海鸟和他在大海上遇见的不同，它们不害怕人，还会等待人类投喂食物。

关于船上偶尔的冲突，起因经过是混乱的，阿环很难厘清。他试着去理解船员的行为：他们都太孤单，在海上久了，性格慢慢会有问题。

李颀拯上岸600多天后，大年初三，距离29号渔船回国还有一个多月。轮机长的女儿打来电话说，她的父亲没能坚持到归航期，生病死在了船上。李颀拯打了个寒战。出海那两个月，他和轮机长住在同一个船舱里。

远洋渔业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行业之一。摄影师李颀拯曾在2011年专门考了海员证，跟船出海拍摄选题《怒海谋生》。李颀拯感觉到，对远洋渔船上的人来说，大海或许是世界上最贫瘠、最饥渴和最荒凉的地方。

船被冲击得非常颠簸，向上起伏一下，紧接着向下跌。“那种感觉像一个大人抱一个小孩抛着玩，我们就是被抛的小孩。”阿环说。当时，船员们躺在船上，没有人入睡，阿环紧张地祈祷着，希望能活下来。

29号渔船上的船员们还要继续在海上工作。刚上岸时，他曾替船员们捎回了几封家书。在船上，他们就提出要他把在海上给他们拍的照片洗出来，附在信中寄给家人。对选照片，他们的要求很统一简单：不要选那些看起来太危险太辛苦的，要选笑眯眯的。

2020年，第一次远洋归来后，阿兴考上了二副的证书，这成为他最骄傲的事情之一。阿兴说，想升到二副，除了看资历，还要看一个人是否肯学。在船上的时候，他趁机学会了抛锚、起锚、放缆绳、绑绳子等。

比起感冒，阿兴最怕有伤口，容易感染得破伤风。有一个船员，钓鱼的伞状钩子线断了，弹回来时挂到他的嘴皮，裂开一道口子，发炎感染。幸好公司另外一条渔船正要进港，那条船才带着他去了秘鲁，上岸治疗半个月后好转。

到船期结束，真正上岸的那天，阿兴的头发长得已经盖到耳朵下面，他形容自己像街边要饭的。脚踏到陆地上的那一下，他脑袋眩晕。“出去的时候是晕船，回来的时候是晕陆地。”但喜悦的现实盖过了眩晕——他马上就要领到工资，马上就可以回家。

他在的船上，船员分别来自浙江、江苏、山东、河南、四川、云南等地。李颀拯发现，远洋船员大多来自中国比较贫困的地区，他们在城里找不到工作，没有太高的文化。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方式相对简单原始，他在远洋船上体会到的，是丛林中一般的生存法则。

抛开苦闷的生活，阿兴在海上见过最美的风景——一望无际的蓝色。晚上钓鱼时，一排船的灯光打开，照射到海面上，海水被映照出彩色的纹理，晃荡的波纹像一幅印象派的油画。

有保底产量要求，超产才能拿提成。一吨鱿鱼700块钱，钓得越多，挣得越多。加上在船上包吃包住，没有任何可消费的地方，通常能剩下不少。

29号金枪鱼捕捞船船体长约60米、宽约10米，船舷、桅杆上挂满了各种旗幡，从舟山港渔业码头出海，上午8点18分，这是一个特地挑选的吉时。船长和妻子在甲板上举行了隆重的祭拜仪式，高台上摆放着鸡鸭鱼肉等祭品，祈求平安归来。

新鲜蔬菜很少能吃到。阿兴说，有时在海上遇到加油船，他们会得到少量新鲜蔬菜，或者啤酒饮料。过年的时候，船长也会把自己带上船的啤酒和饮料分给船员。在船上，阿兴吃公司准备的零食、矿泉水等，花费从工资里扣除。

3月11日，山东荣成市一艘远洋渔船在公海发生杀人案，船长遇害。4月8日，遇害船长家属告诉澎湃新闻，现在涉事船只已经回国返港靠岸，嫌疑人被警方抓获。该案也引发了公众对远洋渔船上船员生活状态的关注。

两年结束，下船后阿环算了一笔账。实际工资14万，除此以外，还要扣除在船上生活用品的费用，包括烟酒、零食、鱼钩鱼线、雨衣雨鞋等。虽然合同只签了24个月，但由于交通的耽搁，阿环实际上在海上工作了27个月。他最终只拿到了10万元。

考船员证时，阿兴除了学习消防，还有紧急救生以及医护。但碰上火烧眉毛的病况，依然束手无策。有船员感冒发烧，吃了退烧药，不见好转，一天过后发现他失去意识。最后只能通知服务船过来打吊针。

船员们无心计较伙食。在颠簸的渔船厨房里，“熟了”是衡量饭菜的最高标准。平常吃的菜是公司加工并洗好、切好后，一箱一箱放到船上的冷冻仓里的，足够所有船员吃上半年。最好储存的是土豆和洋葱，还有大白菜。

等天黑透，渔船亮起上百个大灯泡，海面上出现一片光斑。受强光吸引，鱿鱼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船周围。此时，从船头到船尾，十几个船员穿着黑色橡胶钓鱼服，一人控制着一台钓鱼机。

远洋渔船船员的劳务合同期限一般为两年或三年，在海上作业五个月左右后，会在国外的渔港靠港补给。一个船期满后，渔船才会回国。阿兴说，如果违约，公司会收取一万元的违约金，直接从工资里扣除，用于支付坐运输船回国的费用。坐运输船返回的话，起码需要一个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