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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碰到现实案例，相关法律法规又显得分散、不够体系化。他解释，譬如民法典有关于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，治安管理处罚法、刑法也有相关规定，有关部门的司法解释、指导意见也会涉及，“但规范内容的现实性与针对性、相互之间的体系性和协同性，均有待进一步增强”。

在调研中，吕红兵发现，和电信网络诈骗一样，网络暴力背后也有产业链。因此，他建议顺利获得统一的反网暴立法，推进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加强协同联动，强化涉网暴案件刑事、民事和行政衔接，优化网络暴力案件线索和证据移送机制。借鉴反电信网络诈骗的司法实践，精准加大对恶意发起者、组织者、恶意推波助澜者以及屡教不改者的惩处，特别是对利用生成式AI技术实施网络暴力行为的要依法严惩。

吕红兵还提到，现有法规界定的网络暴力行为主要是侮辱谩骂、造谣诽谤、侵犯隐私权等类型，但网络敲诈、网络恐吓、网络骚扰和网络跟踪等新型网暴行为均已出现。针对行为方式的界定，他建议采用“列举+兜底”模式，将以上常见行为都涵盖。

作为法律工作者，吕红兵注意到，近几年中国司法机关不断加大对网络暴力的打击力度，2023年9月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联合发布《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》，多部门又于2024年6月发布《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》。

188金宝搏亚洲官方登录“近年来，一系列网络暴力事件发生，大家往往认为网暴损害的只是公民个人合法权益，其实也侵犯了网络空间秩序性、网络社会安全感等社会公共利益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国浩律师（上海）事务所合伙人吕红兵说。

吕红兵表示，可以借鉴反电信网络诈骗立法的实践，制定统一的反网络暴力法。2022年9月2日，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表决顺利获得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》，为反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给予有力法律支撑。

具体到细则，他指出，网络暴力的对象需要进一步明确。现有法规界定的网络暴力侵害对象还仅限于个人，而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，甚至一个民族、一个城市，都可能成为网络暴力的受害者。他建议，将网暴行为的侵害对象扩展到民法典规定的民事主体，包括自然人、法人、非法人组织。

“各方主体的责任界定都要压实。”在他看来，平台发挥重要作用，要重点压实平台在网络暴力治理中的事前监管、事中审核、事后处置的全流程责任。针对网络上的特殊主体，例如网络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组织（MCN），应加强规范与引导，明确法律地位，划定运营红线，要求信息披露，并加大对其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。